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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 颇有文革遗风

2017-09-10 15:53

我在前面冠以“据说”二字,是因从该文内容看,不应出之国报手笔,如----
  
  将瑞典文学院认定为“一贯反动,一贯敌视红色政权,.
  
  这边说“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有几人知道什么高行健?”那边却说“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将新世纪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现居法国的华裔‘作家’高行健。”中国人民既然连高行健为谁都不知道,又何来的“强烈反对”?
  
  “其知名度,即使较之其东洋兄弟高仓健,便差之远矣”,这分明是一句不伦不类的调侃话。
  
  “将一半已经放在老舍先生手里的诺贝尔文学奖强行颁给日本的川端康成。”川端康成获奖在1968年,而老舍先生早于1966就投湖自尽了,此话又何从说起?
  
  国报或许没有说,但当时的外交部和作协是确实表过态,对瑞典人此举表达强烈不满的。作协的态度引起了很多作家不满,普遍认为这是一着昏招。同样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和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政治倾向都与政府相悖的,耶利内克甚至还与奥地利联合政府中的自由党主席公开对骂,但他们获奖后,政府首脑都发了贺电。咱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却没有相应的心胸,容不下一介文弱书生。
  
  中国知名作家(如莫言王朔韩少功等)大多对高行健获奖持肯定且赞赏态度,认为这毕竟是华语作家首次斩获诺贝尔文学奖,高行健也有资格获此殊荣。而且《灵山》手稿就是由刘再复先生誊清打印后,交给瑞典文学院汉学家马悦然先生译成瑞典文的。
  
  高行健先生在十年浩劫中吃了很多苦,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文学尚来不及兴起,所以他的小说剧作屡遭批判或禁演,八十年代他流亡法国,后来入了法国籍,之后中国大陆再也见不到他的作品,至今也没几个国人知道他的大名。
  
  我有幸读过他的《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二部小说都以他本人为创作原型,以他的经历为主要情节。《灵山》与中国小说的传统写法不同,主人公“你”和“我”是一人,前者为后者的投射;第三人“他”则是对前二者的观察和反思。小说的故事与事物没有连贯性,读起来十分费劲。
  
  相比之下,《一个人的圣经》要好读好看一些,描叙了他在文革期间的遭遇,以及后来流亡法国的经历。国内有人说他这部小说写得很好,也有人说写得很烂,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我个人觉得尽管二部都写得很好,但都不喜欢,不如看《边城》和《围城》。沈从文先生本来能得奖的,可惜那一年他去世了;老舍先生本来也能得的,可惜那一年他投湖了。马悦然先生原来不敢译沈从文的作品,说会破坏原著的美感,后来译了,据说译得极好。
  
  十年过去了,时下的政治空气自由清新了许多。于是我想,如果马悦然先生晚几年翻译并推荐《灵山》,或许高先生会从北京而不是从法兰西坐上飞往瑞典的班机。也祈愿有朝一日高先生能让国人记住并踏上他的故土,毕竟老人今年已七十高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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